长沙铜官窑瓷是指唐代长沙铜官窑烧造的产品,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县丁字镇石渚湖附近。此地很早以来便名为石渚，或写作石潴，二十四史中的《晋书》、《魏书》中都有提到。唐“安史之乱”后，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于此，与当地居民共同烧造陶瓷，称之为石渚窑。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的长沙铜官窑瓷碟上自书为“石渚孟子”，湘籍诗人李群玉在描述其烧造盛况时，也称之《石潴》。窑场衰落于五代之际，宋以后为历史所尘封，人们早已忘却当年的盛况，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为考古学家所重新发现。伫立长沙铜官窑窑址区，面对广袤的窑址废墟，厚厚的历史文化堆积层，自然联想起诗中描绘的情景，“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遥感当年窑场之繁忙。
唐代制瓷名窑林立，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崛起，独步名窑之林，瓷业开始呈现三足鼎立势。釉下彩的普及，釉下彩的创烧，为长沙铜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长沙铜官窑衰落之后，其装饰技法则为磁州窑所传承。不过长沙铜官窑多饰于壶，而磁州窑书画不再多见于壶，而饰于枕。瓷壶多用于公众场所，故以诗言志；瓷枕则是相对隐蔽之物，所书多是内心的情感独白，以词抒情。不过长沙铜官窑瓷上也有几件题于枕上的情诗，或可视为磁州窑式书画饰的端倪。 长沙铜官窑兴起较晚，但发展迅猛，产品覆盖面广，不但畅销于国内，而且远销东亚、南亚、西亚地区，最远抵达东北部非洲，被誉为第一个外销型瓷窑，将异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是长沙铜官窑掘得海外第一桶金的秘诀。当时只有长沙铜官窑根据国外市场需求而设计、制作、包装（装饰）产品。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长沙铜官窑可谓功不可没。
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即今阿拉伯国家地区）、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创造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釉下彩陶瓷工艺。
早在东汉时期，岳州窑的早期青瓷就已向长沙窑区扩展。自东汉至唐，岳州窑全部烧制青瓷（包括褐釉和褐釉点彩），但其产品质量却不如越窑。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岳州窑逐步发展烧釉下彩瓷等新产品，其时代大致相当“安史之乱”前后。“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陆地交通不畅，海上运输逐渐兴盛起来，这极大的促进了长沙铜官窑陶瓷产品的外销。长沙铜官窑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这为其产品大量外运提供了优越条件，一条由湘江经广州、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逐渐形成。 为长沙铜官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别致美观，样式新颖多变。其种类共有70余种，有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许多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其中一些设有三眼吹孔，可以作口哨，能吹出简单的音节。众多的动物造型富有变化，几乎没有一件雷同，表情传神，栩栩如生。器物的造型除常见的圆形器外，还出现了花形、瓜蒂形、梭形等极富个性和装饰性的器物。
长沙铜官窑主要有釉下彩、模印粘花、刻划花、印花和镂空等装饰技法，其中以釉下彩最具特色。当时的瓷器，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色彩比较单一。长沙铜官窑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就是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笔沾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窑温，使瓷器上呈现褐、绿、酱、铜红等一种或多种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专家们称它是“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尤其是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更是为宋钧、元明清釉显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沙铜官窑红釉瓷器被发现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宋代窑的红釉瓷器是最早的，再后来就是景德镇的釉里红，长沙铜官窑红釉瓷器的出土，不仅证明了铜红釉技术的发源地是在长沙铜官窑，而且还把其时间往前推了三百余年。已故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为天下第一，也不过份。”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绘画丰富多彩，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朝阳、芦鸭戏水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笔泼墨，虽然构图简单，但技巧娴熟，意境精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纹饰除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人物、园林景观外，还有不少是诗文书法，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可以说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
长沙铜官窑的诗多是五言诗，只有少许七言诗，六言诗则少之又少。这些诗并不怎样地强调合乎韵律，也不以重用字为忌，只求意境，只求通俗，只求神韵，完全不同于四平八稳、严格韵律的馆阁体。诗的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语言纯朴，感情真挚，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唐朝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往和通商频繁。瓷器在唐代已成为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虽然上层人士还部分使用金、银、玉质器皿，但瓷器的优越性已为人们所认识，并呈现出取代其它器皿的趋势。唐代瓷器质地精良，在陆羽的《茶经》中，就出现了“邢磁类银”、“越磁类玉”等评语。因此，当时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士，都非常羡慕中国人使用瓷器，他们既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又是中国瓷器的对外传播者，中国瓷器在唐代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热门商品。
在海运未通之前，中国瓷器的外销主要靠陆路，即沿“丝绸之路”由西安出发，经新疆、中亚细亚至波斯等地。由于陆路运输瓷器困难很多，损失也大，所以，初期的出口数量是很小的。随着唐代海上交通的开发，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为瓷器的大量出口创造了条件。晚唐以后（大约公元9世纪），中国瓷器多数是从广州出口，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除这条航线外，还有另一条航线，即从明州（宁波）东至新罗（朝鲜）和日本。沿着这两条海运航线的各国和地区均出土了大量中国唐代瓷器。
长沙铜官窑之前，唐代的瓷器生产已形成了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当时的出口瓷器主要是这两大窑系所产。“安史之乱”后，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凭借彩瓷迅速崛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与越窑、邢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长沙铜官窑的瓷器与灿烂的唐代文化一样，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而愈益丰富多彩。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它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的装饰性和色彩效果。常见的有带彩堆贴胡人舞乐图、狮形图、彩绘椰林等，这显然吸取了西亚、波斯的艺术风格。长沙铜官窑瓷器外销虽然晚于邢、越二窑，但是，由于它极力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迎合销往国的爱好和需求，所以后来居上，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印尼、西亚、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的外销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9年10月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打捞的“黑石号”沉船上共有67000件中国瓷器，其中有58000件就是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占总量的83%。在当时，一个窑场一次能出口数万件瓷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足见当时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生产盛况，也说明长沙铜官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价值，由此也不难推断出其在海上“陶瓷之路”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长沙铜官窑瓷器突破了当时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青、白瓷单一色调，以彩瓷在陶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尤其是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这一技术的发明与掌握，是陶瓷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开创了世界陶瓷生产新纪元；与此同时，长沙铜官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词歌赋、谚语及产品广告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创举。其烧制于陶器上的诗词歌赋填补了全唐诗的不足，对研究唐代的诗词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瓷塑动物玩具极为生动，其中褐绿色彩绘人物、动植物、自然景物，图案新颖多变，色彩艳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生产的瓷器除广泛流传在全国14个省外，更是远销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西亚、北非、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铜官窑作为世界釉下多彩的发源地，以独特的陶瓷装饰艺术和令世人震惊的外销量，确立了其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
长沙铜官窑遗址于1956年在湖南省文物普查工作中被发现，经文物部门五次调查发掘，发现遗址以瓦渣坪为中心，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其中龙窑遗址46处（谭家坡龙窑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唐代龙窑），采泥矿遗址19处，遗址区域内的市场遗址、码头遗址、货区及生活区和墓葬区等文化遗址均保存较好。与同类遗址相比，长沙铜官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我国陶瓷生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处极为重要的遗址。
它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牌”、“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成就”，同时它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对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1988年1月，长沙铜官窑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100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目前正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6月5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