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的佛教一般都附随于原始佛教来说，因为阿育王的佛教和原始佛教的关系较密切，与部派佛教较无关连。
阿育王的即位年代是公元前二七○年左右，在位年间：公元前二六八至二三二。这是根据阿育王‘十四章法敕’第十三章所记，由当时西方五王在位的年代推算出来的。
除了印度国内，阿育王也派遣宣布正法的使臣到邻国，在这些邻国之中，举出了叙利亚、埃及、马其顿等五王的名称。
由这些国王的在位年代，便可推算出阿育王的即位时间。五王年代的决定有若干出入，公认有二到十年之间的差数，
一般认为，将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没有历史记载的印度，阿育王的即位年代极为珍贵，成了古代史年代的推算基准。
此外根据锡兰的《大史》，阿育王在位三十七年；而根据古传书等，则为三十六年。关于阿育王的历史，碑文是第一手资料；
此外也可以利用锡兰传的《岛史》、《大史》、《善见律毗婆沙》等，以及北传的《阿育王传》、《阿育王经》、《天业譬喻经》等的传说。
根据传说可知，阿育王早年十分残暴，杀了许多人。但是其后因为归依佛教而施行善政，因此被称为‘法阿育’。
然而从碑文上推断，阿育王似乎是在即位第七年归依佛教，成为佛教徒；不过，最初的两年半对佛教并不十分热衷。
即位七年后，阿育王攻打迦陵伽国；当时眼见许多无辜者被杀或沦为战俘、失去双亲、离开孩子、夫妇离异等惨状，深深体会到战争的罪恶。
从而体悟暴力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法胜’才是真正的胜利。从此一年多之间，亲近僧伽，热心修行。
此后，阿育王便开始‘法的巡礼’，参拜佛迹。碑文上说王即位二十年，参访蓝毗尼园。
王热心佛法修行，为树立、增长法而努力，据说他为了让人民看到天宫的情景，甚至负责为不曾与天界联系过的世人，与天界联系。
王即位十二年后，颁布他所体悟的法，并命刻碑永存后世，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即位第二十七年。
其中有磨岩壁所刻的法敕，称为‘摩崖法敕’；以及磨砂岩柱所刻的法敕，称为‘石柱法敕’。
摩崖法敕有大小两种：大摩崖法敕主要位于当时的国境，在基尔那尔等七个地方发现，共刻有十四章法敕，内容是十分长的句子，最具代表性。
小摩崖法敕发现于中印、南印等七个地方，记述阿育王如何修学佛法等事，是和佛教关系密切的碑文。
刻上王所推荐的‘七种法门’，便是在白拉特发现的小摩崖法敕。其次，石柱法敕也有大小两种，大石柱刻有六章或七章法敕，
主要在中印度六个地方发现；和摩崖法敕一样，以说明佛法的内容为主，这是阿育王即位二十六年后所作。
小石柱法敕，发现于鹿野苑、桑其等佛教遗迹；是劝诫僧伽分裂等与佛教教团有关的法敕。
石柱法敕方面，在石柱顶端刻有动物雕像，特别是鹿野苑的石柱，柱顶雕有四只背对背的狮子像，下有法轮，此一精致的雕刻已成为印度独立后的国徽。
这些碑文自十九世纪初起，陆续被发现，至本世纪后，也作了发现报告。最近，于公元一九四九年时，从阿富汗的蓝帕卡发现阿拉梅语的碑文，
接着在公元一九五八年时，自犍陀哈尔发现兼有希腊语及阿拉梅语的阿育王碑文。公元一九六六年，在德里市内作了摩崖法敕的发现报告。
至今，史学家、佛教学者已经确认了三十个以上的法敕存在。
此外自公元一八三七年，首先由普林塞普解读碑文以来，碑文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内容方面，至今还是有些地方无法完全清楚。
阿育王认为，自己及其它人应遵守的‘法’，是根据‘人生而平等’的佛陀教说而来，是爱护生物、言语真实、宽容、忍耐、济助穷困等道德规范上的诚实与慈悲的理念。
这虽然很单纯，但是阿育王相信，这是万人应守的、不变的真理，希望流传万代，所以命人刻于法敕上。
在所有的法敕中，王一再诫勉尊重生命；禁止无目的的杀生，即使非杀不可，也禁止杀怀孕、哺乳中的动物。
此外并建立人、畜两种医院、栽植药草及行道树、掘井、建休息处及供水站等，增进人畜的安乐。这些作为都是基于对一切生物的怜愍。
此外，阿育王一再耳提面命，要顺从父母、尊敬师长，以及对朋友、熟人、婆罗门、沙门、穷人、随从、奴仆等应有的礼节，
这显示出阿育王对人格尊严的正确认识。王更鼓励布施婆罗门、沙门、穷人等，王本身也停止狩猎等娱乐，改为法的巡行，
阿育王拜访宗教师及耆宿长老，给予布施（财施）、接见人民、教诫正法（法施），视这种法的巡行为无上快乐；
法敕中说，没有比法的布施、因法而生的亲善、法的分享还殊胜的布施了；并且说，由于法的布施，现世得好报，而且来世也产生无限的功德。
在尊重布施的同时，阿育王‘少耗费、少积聚’，以免滋生贪欲。王特别勤于政务，下令不管是在用餐、在后宫、在花园，随时可以上奏政务。
阿育王认为，行善政是国王对国民应尽的义务；他说，增进世间的利益是王的义务，没有比利益世间还崇高的事业。
法敕中说，王这么努力，都是为了偿还债务——对一切有情众生应尽的义务，而且是为了使人们现世得安乐，后世能升天。
据阿育王所说，‘法就是善，一切有情皆为我子’。法的定义是，烦恼少、善行多、悲悯、布施、真实、清净的行为。
阿育王也说，法的完成就是慈爱、布施、真实、清净、柔和、善良。并且，他警告说，即使是布施，如果欠缺了自制、报恩、坚固的诚信，还是属于贱民；且会导致狂恶、不仁、愤怒、高慢、嫉妒等烦恼。
并说‘行善并不难，任何人只要着手去做，就很容易。我已做了许多善事’。阿育王心目中的法如上所述；
为使善法增长，有两种方法：即法的规定和法的静观。法的规定指阿育王所颁布的规则，尤其指王禁止杀害生物的规则。
这个规则，是使人民实践不杀害生物的法。至于法的静观为沉心观想法，亦即经由观想法，能更深刻理解不杀生的意义。
因为这个会引导人更深一层地不杀害生物，因此法的静观比法的规定更殊胜。阿育王特别重视不杀害生物、尊重生命及人格，
即使对于已判死刑的囚犯，也准赦三天。法敕中记载，阿育王即位二十六年后，释放犯人二十五次。
阿育王的法的本质，就是使人自觉到生命本质的可贵；进而自然引发为慈爱、布施、真实语、清净行、顺从父母、正确地待人处事、回馈社会等。
这些内容，使法的内涵更为丰富。王为了使正法永行于世间，在即位的第十三年时，任命教法大官，下令每五年巡回国内一次，推动‘教诫正法’。
为使正法流传万代，阿育王命人刻摩崖法敕等。《摩奴法典》等的‘法’，意思是刑法、民法。
正理派也宣说‘法’，耆那教也宣说‘法’、‘对法’，但是这些法的概念，和阿育王的法大异其趣。
吠陀及奥义书系统也宣说法，相较之下，意义和阿育王的法较接近，但是也不完全相同。
而且奥义书的中心思想是‘梵我一如’的思想，法在奥义书中并不是特别受重视的概念；
此外在《薄伽梵歌》中，宣说了‘自我义务’方面的实践，并举出种种道德的项目，其中可以看到与阿育王的法共通的项目；
但因为《薄伽梵歌》的立场是容忍战争，所以在根本立场上与阿育王的法就不同。相对于此，佛教是最重视法的宗教，在佛教，法是佛、法、僧三宝之一。而且在小摩崖法敕及小石柱法敕中，都显示出阿育王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
由此可知，阿育王的法，明显得自于佛教。阿育王虽然归依佛教，但仍然平等对待其它宗教。
摩崖法敕第十二章说，‘王布施、供养出家与在家的一切宗派’，第七章同样也叙述，‘愿一切宗教师随处而住’。
接着在石柱法敕第七章提到，分别任命了处理佛教僧伽以及婆罗门、邪命外道、耆那教等各个教派事务的教法大官。
碑文中明白指出，王平等地对待一切宗教，但是特别归依佛教。王似乎是即位七年时归依佛教，在小摩崖法敕中，是王开始成为佛教徒的两年多，还不是非常热衷于佛教，再过了一年多，阿育王才亲近僧伽，热心修行。所谓亲近僧伽，可能是附属于僧伽，与出家人共同修行的意思。
摩崖法敕的第八章提到，王即位十年时，行三菩提。此外在尼加里萨加尔石柱法敕记载，王即位十四年后，修筑拘那含佛塔，并亲自供养。
而在蓝毗尼石柱法敕记载，王即位二十年后，参访此释尊出生地，并亲自供养；而且还命人建石柱，减轻当地税金。
至于在桑其、鹿野苑、乔赏弥等地的法敕中，则告诫僧伽不要分裂，谈到应该命企图破僧的比丘、比丘尼，应着白衣、还俗。
此一破僧的告诫，也可以在小摩崖法敕中见到。并且在白拉特法敕中，王礼敬佛教僧伽，自述对三宝的恭敬和信心；接着说佛陀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善说，尤以下列法门具有使正法久住的作用，祈望四众弟子能时时听闻、忆持：‘毗奈耶的最胜法教、圣种经、当来怖畏经、牟尼偈、寂默行经、优婆帝沙问经、罗侯罗经。’
此外关于佛塔，碑文只说到建拘那含佛塔，但根据《阿育王经》等记载，则说阿育王为供养佛舍利，建立起八万四千佛塔，饶益多人；而由于优婆笈多的劝导，他参访蓝毗尼、鹿野苑、菩提伽耶、拘舍罗等佛迹，并分别建塔。也有提到建设舍利弗及目犍连的舍利塔。
在法显和玄奘的时代，印度也残留许多传说为阿育王所建的佛塔，他们都曾见过。近代挖掘、研究了许多佛塔，这些考古学上的研究结果也多认为，佛塔的最古老部分是阿育王时代成立的；可见阿育王确实建过许多佛塔。
由于归依佛教和宣扬以上这些法，阿育王被称赞为‘法阿育’。王的法的理念的确崇高，但为人民理解以及普及民间的程度，则无从知晓。
此外，王认为佛教僧伽是法的实践者而护持教团，但是经济上的优裕，反而促成教团堕落；而且大量地布施教团，似乎也威胁了国家的经济。
据《阿育王经》等传说，阿育王晚年，太子和大臣都阻止他布施教团，最后只有支配手中半颗阿摩勒果的自由。
这一传说，似乎暗示阿育王的晚年有所不幸；实际上，王死后，孔雀王朝也随之失势，不久便衰灭了。
不过，这并不能因而认为，阿育王的法的理念并无价值，他所提出的法的价值，应就其本身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