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佛像既然可为政治统一服务，于是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关中地区建立政权的各族统治者，无论前赵匈奴，前、后秦的氐、羌，魏、周鲜卑人，均有大兴佛事的活动，尤其以后秦姚兴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在逍遥园讲授佛经最具影响。
鸠摩罗什讲学尚要“口译秦语，曲从方言”，可知适应中国人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偏偏佛教教义高深，这种讲究“因明”逻辑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习惯于直观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中国人毕竟有一段距离。为了加强佛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以佛骨来说明佛的存在，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恰好佛教有阿育王建佛塔之说，于是在中国人中便有印度阿育王分佛祖舍利及法器八万四千宝匣中，以建八万四千宝塔故事流传。
佛骨迎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法门寺的特殊地位，标志这法门寺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围绕佛骨而出现的迎佛骨盛世，贡献于地宫的珍宝，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历史作用，法门寺资料记载，甚至有关民俗风情等文化现象，均成为值得研究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