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雕是人类学家公认的三大文明起源之一，俗称青铜器，与文字、城市比肩齐名。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铜雕时代的国家之一，其铜雕种类繁多、多制瑰丽、花纹繁缛、制作精湛，充分体现了中国铜雕特有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更构成了我国无可替代的铜雕文化。古往今来，中国铜雕以其无比灿烂辉煌的文化之光，在世界铜雕之林独树一帜，让西方文明不断投以羡慕的目光。
一、铜雕发展简史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铜雕时代的国家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昂首跨入了殷商的铜雕文明之门。中国铜雕的发展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仅就铜雕容器来说，其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后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而不断发展繁荣。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中国，带动某个时代经济革命的动因往往是对生产用具的改革，铜雕当然也起到这种作用。那时，铜雕质生产工具的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业收获，还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铜雕中，铜雕礼器占有很大的比例，其担任着绝无仅有的角色。作为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器具，铜雕礼器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都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待奴隶主死后则与其同葬于墓中。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铜雕礼器尤其是鼎之类的重器多被人们看作是社稷的象征、权威的体现。在西周时期，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铜雕礼器已非一般的实用器，不适于在生活中使用，其形象已被先民们制度化、神秘化和权力化。各级奴隶主贵族把他们的信条与期望都铸刻在铜雕礼器上，以此来反映他们的思想观念。由此看来，我国古代的铜雕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这恰是中国铜雕的奇妙之处。
二、铜雕铭文
铜雕的艺术魅力除了表现在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上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中国古代铜雕上铸刻的文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铜雕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在铜雕形制与纹饰仍无法完全表达自己想法以及期盼时，便想到了将其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铜雕铭文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铜雕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从最初开始的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至商代晚期逐渐增多，但最长也超不过50字。
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不仅数量多，还有不少长篇巨制，如著名的毛公鼎铭文达499字，是我国铜雕铭文中最长的。春秋以后的铭文慢慢呈现衰弱的趋势。到了战国时期，铭文往往是“物勒工名”，长篇铭文极为罕见。总之，铜雕上的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
三、铜雕种类与纹饰
中国铜雕如此奇妙，那么它究竟有多少呢？没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原因就在于它的数量太庞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单就陕西一省而言，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先后出土的商周铜雕就达3000余件。在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微氏家族铜雕群中，一个窖就藏有103件精美的铜雕制品。而且，像这样成百件铜雕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并不鲜见。据统计，从汉代至今出土的铜雕中，仅有铭文的就在一万件以上。实际上，有铭文的铜雕仅是少数，加上没有铭文的铜雕，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传世的铜雕，这个数字更是无法估量。
然而，中国古代铜雕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还在于它的品质。其不但种类繁多、形制瑰丽，而且花纹繁缛、制作精湛。一般而言，铜雕可分成生产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三大类。生产工具有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两类。农业工具主要有耒、铲、锄、镰、鱼钩等，主要用于起土、除草、收割、修渠等，种类相当齐全。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斤、锛，凿等，使用广泛，几乎应用于建筑、车辆、船舶、牙雕、骨雕、木雕、髹漆，制革，纺织等各行各业。生产工具的发展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铜雕兵器常见的有戈、矛、戟、刀、弓、剑、钺、镞，甲胄等。铜雕生活用具就更多了，到西周演变成体现当时社会等级的“礼器”。周公“击礼作乐”以后，规定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这种制度渗透到当时社会各个角落，人人都必须遵守，本来日用的铜雕食器、水器、乐器等，此时又成了“礼器”，用于祭祀天地先祖。
随着时代的推移，铜雕纹饰的艺术风格也有演变。商代早期的铜雕除素面外，已铸造饕餮纹、夔纹等。到商代中期饕餮纹、夔纹、鸟纹、龙纹、圆滑纹、联珠纹、乳钉纹等，成了流行纹饰。同时新出现了用云雷纹衬地的复杂花纹，其风格圆浑、凝重，富有神秘感。商代晚期的铜雕纹饰更为繁褥细腻，饕餮纹变化多端，形状各异，往往配以浮雕的龙、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动物形象，显得格外精美，富有想像力。从每幅图案花纹的总体看，似虎，似牛，又似兕。从局部看，有的似龙，有的似鸟。这种整体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谐和地统一于整体之中，动中有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四、铜雕铸造技术
归根到底，这些精美的铜雕还是与高超的铸造技术分不开的。外国铸造铜雕多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做出很多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由此可生产出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铜雕制品来。中国铜雕在铸造工艺方面有着自己的特殊传统，除铜镜常用失蜡法外，其余大都用合范法。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范只做一件，所以在铜雕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铜雕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在许多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屡见不鲜。这种铸造技术无疑增加了中国铜雕礼器的艺术观赏价值，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使其精品迭出，令人叹为观止。
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就是中国高超铸造技术的物证。四羊方尊是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全器通体以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尊的颈部铸有体部为夔形纹、底部饰有兽面纹的蕉叶；肩部有四条龙蟠缠在四周；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角羊，卷曲地突出于尊外；羊的背部和胸部饰有鱼鳞花纹，连铸在一起的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上也都铸满夔形花纹。为了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间合范的地方都铸有棱脊，使得造型在气势上增强了不少，整体形象在宁静中透出威严感。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是很难达到的。
由于铜雕铸造技术的不断成熟，铜雕在我国分布的地域广泛，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了铜雕或铜雕遗址。其中，中原地区是中国铜雕的集中地，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比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有些地区的铜雕体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艺术风格，如分布在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属于“鄂尔多斯文化”的铜雕就是其中一种。除了以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器物外，还有别具一格带有异域风格的短剑、短刀和饰牌等，体现了中国铜雕文化的多样性。
毋庸置疑，铜雕自产生之时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更承载着灿烂的中国铜雕文化。这既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在我国众多物质文化中，尽管不乏玉器、瓷器、书画、丝绸、家具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载体，但它们都无法与自成谱系的铜雕相比。
